董事、监事、经理损害公司利益纠纷案

　　「当事人情况」：

　　原告王某涛，海南泰山质量认证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被告李某平，海南泰山质量认证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第三人海南泰山质量认证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某平，执行董事。

　　「基本案情」：

　　原告王某涛(化名)诉称：2000年11月，我与被告李某平(化名)共同出资成立海南泰山质量认证咨询有限公司(化名)，被告李某平任法定代表人，我任总经理。2001年5月开始经营。自2002年6月至同年12月31日，被告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委托其夫黄伟先后从公司强行拿走法人代表及公司印章、营业执照、记帐凭证、激光打印机等财物，删除公司电脑中的公司业务指导文件等，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公司利益。现要求被告停止侵害行为，返还强行拿走的公司财物，赔偿经济损失174000元，并负担诉讼费。

　　原告王某涛庭审中提交四份证据，以证明其诉讼事实：(1)本公司营业执照、章程及工商登记档案复印件一套;(2)黄伟在2002年9月3日出具的借条一张;(3)2002年12月20日借条;(4)2002年12月24日收条复印件一份。

　　被告李某平辩称：因我看到公司财务管理混乱，为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我才委托黄伟收回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等财物。关于删除计算机文件一事，黄伟删除的只是个人文件，我没有实施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某平庭审中提交二份证据，以证明原告王某涛诉讼不成立：(1)原告王某涛2002年9月在秀英区法院起诉时的起诉书;(2)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一套;(3)被告提交的股东会纪要、独立经营方案书、股权分配协议书各一份;(4)被告提交的财产清单一份;(5)被告提交的王佳珍证明。

　　第三人辩称：原告所诉行为系黄伟的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且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损失的存在及所诉行为与损失的关联性，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中未能举证。

　　法院查明和认定的事实：一审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第三人海南泰山质量认证咨询有限公司为原告王某涛与被告李某平共同出资，于2000年11月1日，经核准成立经董事会选举，被告李某平任法定代表人，原告王某涛任总经理。公司次年5月开始正式经营。自2002年6月，双方因经营问题发生矛盾。被告李某平先后委托其夫黄伟分别于2002年6月、8月、9月和12月31日，从公司取走公司公章一枚、钢印一枚、惠普激光打印机一台、营业执照(正、副本)一套、税务登记证(正本)一个、发票证一本、发票一本、转帐支票一本(其中包括已开好的面额为13000元和6000元的转帐支票各一张)、现金支票一本、法人名章一枚、内部核算用现金帐一本、合同台帐一本、银行存款帐一本、现金日记帐一本、总分类帐一本、明细帐一本、2002年5月至11月记帐凭证七本、公司对琼中三银、永发石材、裕伟花生和海南延红等四个企业的咨询工作记录四份至今未予归还。本院审理中，追加海南泰山质量认证咨询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审理结果」：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李某平因公司经营问题与股东(原告王某涛)发生矛盾后，取走公司财物，至今未予归还，给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其行为已构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故被告应停止侵害，返还从公司取走的财物。被告李某平及第三人在答辩状和法庭陈述中，承认黄伟取走公司财物的行为系受被告李某平委托而实施，故被告及第三人关于该行为系黄伟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原告王某涛请求判令被告李某平赔偿公司经济损失174000元，因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法院不予支持。故判决：被告李某平返还给第三人海南泰山质量认证咨询有限公司委托黄伟取走的一切公司财物。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上诉。

　　「评析」：

　　本案的争议之处在于当事人主体的确定，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在公司被其他股东控制而无法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时，此时谁有权利做原告对侵犯公司利益之人提起诉讼;二是在构成第一个问题形成的诉讼中，利益受到侵害的公司又处于何种地位。

　　(一)股东是否有权充当原告，代表公司提起诉讼

　　传统诉讼法理论认为，民事诉讼当事人是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并受法院裁判拘束的利害关系人。但随着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的发展，这一观念受到实践的挑战。比如，公司利益受到该公司董事、监事或控股股东地位直接侵害时，此时利益直接受损的主体是公司，理应由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但由于致害人即公司董事、监事或控股股东地位的特殊性及现代公司运作的机理，公司往往受其控制而怠于甚至是拒绝行使诉权。此时，公司的利益该如何保护?能否赋予其他人代表公司行使诉权，被赋予起诉资格主体的身份有无特殊限制?很显然，在赋予他人代表股东起诉时，作为诉讼主体的当事人与民事权利主体在代表诉讼中发生了分离，使其在操作中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就使得诉讼程序的合理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引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1、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性质与功能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肇始于英美普通法，是在英美判例法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股东代表诉讼亦称间接诉讼或二级诉讼，在英美国家称为派生诉讼，在大陆法系国家称为代表诉讼，它是指当公司的合法利益受到他人侵害，特别是受到有控制权的股东、董事和管理人员等的侵害，而公司怠于行使诉权时，具备法定条件的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为公司的利益对侵害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防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滥用职权、侵害公司和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事后救济和事前监督功能。事后救济功能表现在，当公司利益受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的非法侵害后，通过赋予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方式，来恢复公司和股东原有的合法权益。事前监督功能表现在，由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存在，增加了公司内部人从公司谋取不当利益的风险成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在进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时，就会考虑到潜在的来自股东的诉讼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预防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发生的作用。

　　从股东代表诉讼再回到本案，被告李某平作为公司董事，因公司的经营问题与王某涛发生矛盾，即取走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等财物，限制了公司的正常经营，其行为直接损害了中鼎公司的利益，也间接地损害了原告王某涛股东的利益。在公司利益受到直接侵害时，理应由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但由于致害人李某平既是公司的董事兼法定代表人，且公司的营业执照等均受其控制，显然李某平不可能对其自身侵犯公司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而原告王某涛作为公司股东，从关心自身利益和公司利益出发，代位中鼎公司，通过法律手段，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去追究侵害公司利益的责任，进而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其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应当得到肯定。